【文教台湾】罗马字母与番仔书 荷据时期台湾教育史

撰文/曾耀辉

开厦门之前,我们听说福尔摩沙有基督徒。我们于是开始打听,无疑地,中国人之中并没有基督徒;然而纪录却显示,自从荷兰人占领安平港之后,似乎就有原住民开始信仰基督教。我们曾遇过一些会说荷兰语、读荷兰书,还会使用荷兰字的原住民,我们甚至发现他们手上有五本荷兰文《圣经》残本。

这是康熙皇帝为了了解大清帝国,指派数名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各处勘察,其中三位在公元一七一四年走访台湾,隔年八月所做的纪录。这份纪录已距离荷兰人据台五十多年,不难看出荷兰人教化遗留的痕迹,且这些教化的成果并未随着荷兰人离开而消逝。荷兰文书籍或以原住民语拼音书写的文书亦有不少保存迄今,也就是俗称的「番仔书」。

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周婉窈指出:「荷兰与原住民的接触程度与范围,可能超乎我们的想像,荷兰人的足迹不仅止于嘉南平原,还有北部与东部,『红毛番』的影子似乎存在许多原住民的集体记忆里。」

虽然之后汉人挟带着政治、武力、经济、教育各方面的优势对平埔族进行同化,但对荷兰人的记忆似乎并未随着烟消云散。无疑地,平埔族对荷兰人的记忆如此深刻让人十分讶异,这与平埔族本身的文化、汉人对平埔族的剥削、欺骗有关。

平埔族中的西拉雅族最先与荷兰人接触也互动最深,他们分布在嘉南平原上。西拉雅族是母系社会,女人负责农耕,男人负责渔猎;女孩必须从小开始学习耕作与家务处理,男孩则熟练狩猎与战斗的技巧,部落伦理由部落长老会议运作中习得,较大的社(部落)有尪姨(女巫),她们负责祭典及部分技艺的传承。平埔族并没有教育的组织或机构,而是採用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型态,因为这样的教育足以应付所需。

但这教育型态在荷兰登陆台湾后被打破。一六二四年,荷兰人在大员筑堡,隔年用二十五匹棉布向新港社买下了普罗民遮城(今台南赤崁楼)附近的土地。当时的西拉雅族没有纺织技术,棉布对他们而言是贵重品,之后荷兰人也常把它当作送给原住民的礼物。

来台之初,荷兰人仅将台湾当作贸易据点,并无经营打算,但因对中国贸易受到挫折,开始打算经营台湾。一六二五年三月三日,首任大员长官宋克(Martinus Sonck)寄信给巴达维亚当局(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总部),希望他们能派遣两、三位牧师或是能朗诵经文者来台湾,以便上帝之名能扩散至当地居民心中。

番仔书的开创者──干治士

一六二七年,传教士干治士抵达台湾,成为岛上第一位传教士。干治士在新港社定居时,荷兰人已与新港社人建立良好关系,他们主动教育新港人并介绍基督教信仰。干治士在新港居住一年半后,提出一份关于台湾与台湾原住民的报告,介绍当时西拉雅族的生活习俗、宗教信仰。之后更主张对原住民进行大规模教化。

干治士比较他在台湾与巴达维亚的传教经验,发现台湾原住民的学习能力比巴达维亚原住民强很多,而且没有任何中央政府或强有力的统治者来压制外国宗教的发展。此外,原住民没有文字,他们的信仰没有被记载,也没有传教士来解释教义,他们无法拒绝外来宗教的传播。他也说明为何不教化在台汉人,中国人有悠久的文化传统,肩负繁重的歷史包袱,不似原住民容易驯化,且有造反的意图。

干治士虽有满腹壮志,但因不久就发生荷兰人与原住民的冲突,两边关系紧张,无法展开大规模传教。干治士便投注于以西拉雅语(荷兰人称为新港语)翻译《圣经》重要章节,并编写《新港语字典》,以罗马字母拼音的方式将西拉雅语文字化。这是原住民第一次的文字体验;在此之前,原住民仅有绳结记历,或是用简单的图形表示动物,一切的传承都必须依赖口述。

当荷兰人开设学校后,马上开始正式教授原住民罗马字母,锻鍊学生的读写能力,让西拉雅语得以被书写,原住民开始有自己的文字记载。这些以西拉雅语书写留下来的文字记载泰半在新港发现,故统称为「新港文书」。新港文书又以基督教书籍和地契为大宗,其中基督教书籍多是传教的教材,地契则是在汉人入台后,原住民与汉人之间处理土地问题的依据,通常是汉语、西拉雅语双语对照,让平埔族得以保护自己权益。

行动派传教士──尤罗伯

一六二九年,第二位传教士尤罗伯加入传教工作,尤罗伯是歷任传教士中待在台湾最久的,一共十四年(一六二九至四三年)。尤罗伯抵台时,遇到与干治士相同的困境,两人仅能在新港社传教,并指导部分原住民。两人在一六三四年提案送数名新港社的少年到荷兰留学,成为传教士后回到台湾服务,但被巴达维亚当局以花费过高否决。此事加强尤罗伯培养原住民教师的决心。

一六三六年二月,荷兰以武力控制了诸罗山(今嘉义市)到放索(今屏东林边)间的区域。尤罗伯在同年五月一日开设学校,学校位于新港社,少年、少女兼收,每天上课。以宗教教育和文字教育为主,锻鍊学生读写的能力。
在尤罗伯主导教学的期间,当时学校的教材是教义问答、祷告词和诗篇,这些教材泰半是尤罗伯所编写。他在编写教材时,考虑原住民的文化与理解力,将教材予以简化、原住民化,以原住民较能理解的方式来书写。比方说:

问:谁创造万物? 答:神。
问:有多少神? 答:一个。

尤罗伯将基督教的教义──上帝是唯一的真神──予以简化,略过圣父、圣子的观念。但这样的方式能加强原住民理解,也让他们更愿意学习,学习的成果相当良好。

在授课同时,尤罗伯採用一手火枪、一手棉布的方式推广教育,一方面伙同士兵到各社去丢弃原住民的神像,驱逐尪姨;另一方面,则给予送子女到学校的家庭奖励──棉布及衣服。在此政策下,各社纷纷丢弃神像,建造学校、教堂,甚至兴建教员的宿舍,并主动要求传教士来宣教。

他不只关心教育,也关注原住民的生活。当时西拉雅族没有夫妻观念,随意的性行为与堕胎非常常见,直到有了小孩才会不定时同居。尤罗伯觉得这种行为不合教义,便透过武力、教育的力量,让原住民依基督教的仪式结婚,夫妻开始同居,变为一夫一妻制。在闲暇之余,他会研究草药,并协助原住民进行农业及医药上的改良。

尤罗伯拥有强大行动力且认真严格,不仅自己努力传教,亦常会要求其他传教士。大员长官的行政日志中,常可见他提醒哪几个传教士或教员不够努力,应多加注意。此举造成他毁誉参半,部分后继者称赞他的努力与成果,但也有不少人批评他夸大成果、擅改教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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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西班牙人在北台湾的教化】

十六世纪初期,为了争夺与中国、日本的贸易利润,荷兰、西班牙在中国近海连续打了多场海战,彼此相互仇视。一六二四年,荷兰占据大员,西班牙人深感不安,体认到必须在台湾占领一个据点来对抗荷兰。两年后,西班牙人在鸡笼(今基隆)登陆,随行的还有数名传教士。

当时欧洲处于新教(基督教)崛起、旧教(天主教)衰退的时期。为了避免旧教势力继续衰退,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有比荷兰更大的传教热情,可从他们对城堡的命名看出端倪,在鸡笼筑的城堡叫做「圣救主城」(San Salvador),在淡水筑的城叫圣多明哥城(Santo Domingo,即圣主之意)。

西班牙人除了想在台湾传教外,也想把台湾作为据点,便利天主教在中国与日本的传播。然而,相较于荷兰动辄数百人的军力,西班牙人在军力上就捉襟见肘多了。尤其是分兵淡水后,鸡笼、淡水两边的西班牙藉士兵均不到百人,守卫城堡尚嫌不足,更遑论以武力来征服诸社了。一六三八年原住民暴动时,鸡笼城被原住民包围,而当时城内仅有五十名士兵,西班牙军力不足的窘境可见一斑。

处于缺乏武力后盾的状态下,西班牙传教士被原住民杀害的比率远高于荷兰,然而困境并未摧毁传教士的热情与决心。传教士爱斯基威尔(Jacinto Esquivel,一六三○至三三年驻台)便是其中翘楚,他曾经单枪匹马进入三个敌视西班牙人的部落里传教,而在他的努力下,最后这三个社都改信天主教,并兴建了教堂。十七世纪的西班牙人在台湾一共兴建四座教堂,有三座得力于爱斯基威尔的热情。

传教之余,爱斯基威尔编撰了《淡水语辞汇》,翻译了《淡水语教理书》,并成立一个以教化原住民为目的的组织,同时不断奔走替组织募款。此外,还主持一所学校,这所学校主要招收在台的中国人与日本人,希望他们可以回到母国传教。

在传教士的努力下,教区从基隆河流域扩展到淡水河流域,之后又有部分传教士进入噶玛兰(今宜兰)开拓教区。他们採用的教育方式与荷兰相同,亦是用阅读、写作、朗诵、歌唱的方式教育北部的原住民,并与荷兰人得到相同的结论,认为原住民的记忆力很强,且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

第90期 荷据时期台湾教育史‧图片提供/黄天横" target="_self" class="ngg_lightbox">译出平埔族语言 ↑ 荷人以文字译出平埔族语言以便传教,文字则保障平埔族与汉人签地契。(图片提供/黄天横)
第90期 荷据时期台湾教育史‧图片提供/经典资料室" target="_self" class="ngg_lightbox">尤罗伯 ↑ 尤罗伯为了传教编有新港语、南路语字典。(图片提供/经典资料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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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则 留言

  1. 杨永辉 说:

    很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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